【充城：輝煌與悲愴】
一、 雪野中的古道荒城
　　明代隆慶年間(1571)，岳州府有個叫孫斯億的學(xué)者編修《岳州府志》，曾親臨永定衛(wèi)作實地考察。
　　那是一個雪花飄飛的冬日，當(dāng)他騎著馬自衛(wèi)城逆澧上行十五六里時，突然讓他目瞪口呆：就在前方的那個叫大庸坪的水綠洲上，靜臥著一座美麗、古老的城池!
　　這座城池，建在澧水與大庸溪(又名“大庸口”)相匯的三角洲上。環(huán)繞三角洲的河岸，是一色的吊腳樓。吊腳樓之間的斷裂處，是連貫街道的河碼頭，碼頭邊泊著一只只落了帆的商船。城內(nèi)有兩條可并行四匹戰(zhàn)馬的大街。相交成“大十字”，然后若干街巷縱橫交織，商鋪、衙署、客棧、文廟、民居、青樓等比戶連云，城中心的關(guān)廟巍峨聳立。(按：1934年，賀龍、任弼時等紅軍將領(lǐng)曾在這里召開批判夏曦左傾路線的“關(guān)廟會議。”雖說隨著州、縣、衛(wèi)機(jī)關(guān)的撤遷和戰(zhàn)火的洗劫，致使此處成了一座“古道荒城”，但昔日的繁華仍從殘留的豪門大院和衙署、寺廟、學(xué)宮諸建筑物的精美雕刻、文化遺存散淡地表現(xiàn)出來。
　　而讓孫先生更為激動的是：這座城池與正前方一水之隔的天國崇山遙遙相對，而且，還正對著天門山那扇巨大的“天門”!
　　一個困擾史界千百年的疑案終于在一剎那間得到破解!激情難抑的孫先生，當(dāng)即吟了道《永定道中》詩，前半首是：
　　楚塞誰將漢吏屯，(何故要在西楚邊塞設(shè)立屯堡城池？)
　　千年城廓倚天門。(這千年古城正好面對壯觀的天門)
　　云邊箘   歡兜冢(歡兜墓就沉眠在對山的白云和美竹叢里)
　　雪里杉松犵狫村。(土蠻村寨掩映在白雪覆蓋的松杉林中)
　　這座古城不正是他苦苦尋覓的西漢古充城么？詩人準(zhǔn)確地記錄了古城的方位：倚天門，近崇山。一條錯復(fù)雜的歷史脈絡(luò)終于變得清晰起來。
　　前661年(或稍遲一些)，庸人在此建大庸國都城，是為“大庸”之名的源頭。
　　漢高祖五年(前202)罷黔中郡，分置武陵郡，并以大庸故城與崇山一水之隔而置充縣。漢代許慎《說文解字》云：充與崇，俱謂“高也”。《康熙字典》亦云：崇，又充也。引《儀禮。 鄉(xiāng)飲灑》云：主人再拜崇酒，崇酒即充酒也。故充縣即因崇山而得名，其縣治又因縣名而謂之充。其時，充縣地域十分廣闊，疆域達(dá)于今永定、沅陵、慈利、右門、永順、桑植、龍山、鶴峰、來鳳等地。
　　三國吳景帝永安六年(263)，因天門再次崩塌分武陵郡置天門郡，領(lǐng)零陽、溇中、充縣，大庸古城既為郡治，又繼為充縣縣治。晉太康四年(283)，天門郡治遷石門山縣，充縣改名    澧縣，治仍襲舊址。北魏酈道元《水經(jīng)注》載：“澧水出充縣西歷山，又東過其(充縣)南。”又云：“充縣(晉時)   省，   澧即其他，縣(治)即充縣之故治。”
　　北周建德四年(575)，    溇中、   澧二縣，又將天門祀為“南岳”，因置北衡  ，同時因崇山再置義縣(與“充”相區(qū)別)，其   治、縣治均在充城。
　　隋文帝天皇十八年(598)改北衡   為崇   ，更零陽為慈利縣，與崇義縣同隸屬于崇   。其  治、崇義縣治亦設(shè)充城。
　　從隋文帝大業(yè)二年(606)  崇  ，至唐高宗   德元年(664)   崇義， 其崇義縣名及縣治一直沿襲不變。
　　明洪武二年(1369)降慈利  為縣，又因“大庸”古名置大庸縣，縣治仍設(shè)充城，旋  ，改慈利縣，縣治設(shè)十三都之大庸溪(即古充城)。上述大庸、充縣、  澧、崇義。崇  治所及慈利 十三都 之大庸溪、大庸口原來都 在同一地方——若非孫斯億先生的親歷，這個公案還不知要扯到哪一年哪一代云!
　　洪武三年(1370)，羊山衛(wèi)整體遷大庸，改名大庸衛(wèi)，衛(wèi)治即設(shè)大庸溪古城。翌年，重建大庸衛(wèi)城于子午臺山下(今市區(qū))，衛(wèi)城下遷。
　　洪武九年(1376)，慈利縣治自大庸溪古充城遷回慈利。隨著古育城史上最后一個縣級政治、軍事。經(jīng)濟(jì)、文化中心的轉(zhuǎn)移，輝煌了1578年的古充城終于走到了歷史的盡頭。
二、 充城之戰(zhàn)
　　由于它的輝煌，才招來這么多的災(zāi)難。秦漢戰(zhàn)亂之際，一支相姓土家人避居澧水上游的河壩平地，與世無爭，得以聚養(yǎng)生息。并且，“漸有君長，名渠帥曰精夫”。出生于漢元始初年(約公元2～5年)充縣車革(今桑植縣廖家村)土家族人相單程，以其超人的武功和崇高的威望被推舉為一方的渠帥。在他的領(lǐng)導(dǎo)下，經(jīng)過自強不息地墾殖，這支部族逐漸強盛起來。《后漢書·南蠻傳》載：“光武中興，武陵蠻特盛。”
　　時值東漢之初，劉秀打倒王莽后，為鞏固風(fēng)雨飄搖的皇權(quán)，推行“封侯”、“屯田”政策，一時皇親國戚、文巨武將不惜憑借各自的軍隊爭奪民田，兼并土地，引起民怨沸騰。
　　建武二十三年(47)秋，已成為土蠻“渠帥”的相單程振臂一呼，打出了“抗征服、反軍屯”的旗號，公開向朝廷宣戰(zhàn)，“武陵諸蠻”群起呼應(yīng)。八千義軍兵分兩路，一路息澧水而下抵達(dá)充城，一路自桑植抄小溪、橋頭、教字埡、官坪進(jìn)逼充城，形成合圍之勢。城內(nèi)駐軍憑借“固若金湯的”石頭城墻展開殊死保衛(wèi)戰(zhàn)。被“土地”二字灼紅了眼的義軍個個都是不怕死的血性男兒，他們?nèi)找构ゴ?，拼命登城，在城頭與官兵對殺；而那些來自江浙一帶的官兵連年東征西討，一個個都習(xí)慣了蠻兵的特點，故使戰(zhàn)斗久持不下。城內(nèi)漢土混雜，共同的利益讓他們與官軍形成合力，全城皆兵。相單程經(jīng)觀察，暗派一支弓弩手隱入城后麻空山，用石彈、弩箭、火球?qū)κ爻枪俦o予大面積殺傷，義軍一舉攻破北門，充城告破，史稱“充縣起義”。
　　相單程功下充城，立即向澧水下游和沅水流域推進(jìn)，攻城略地，勢如破竹。當(dāng)年12月，光武帝遣威武將軍劉尚發(fā)南郡(湖北江陵)、長沙、武陵三郡一萬余人溯沅水而上直入武溪征討，相單程料劉尚“水疾船不得上”、“又不明路徑”的敗勢，設(shè)伏全殲劉軍，一時朝野震動。翌立7月，相單程再次發(fā)兵進(jìn)攻臨沅(今常德市)，聲勢浩大，銳不可當(dāng)。光武帝急派謁者李嵩和中山太守馬成率兵萬余解危，李、馬二軍一敗涂地，馬成部幾乎全軍覆沒。相軍連挫官軍，土氣大振，四方蠻兵紛紛前來助戰(zhàn)。光武帝一籌莫展，滿朝文武，竟無一人出來接旨請戰(zhàn)。此時，62歲的伏波將軍馬援經(jīng)“男兒要當(dāng)死于邊野，”以馬革裹尸還葬”的沖天大志，成了劉秀的馬前卒。受馬援調(diào)遣的還有山都侯、捕虜將軍、中郎將劉匡、耿舒、馬武、孫永等十二郡募士及刑徒4萬余人，殺奔而來。但在討論戰(zhàn)略路線時，馬援與耿舒二方發(fā)生分岐，馬援堅持從沅水直取沅陵，“充賊自破”；耿舒則堅持“當(dāng)先擊充”，直搗相軍老巢充城，以動搖其后方。最后光武帝采納馬援意見，但因“水疾，船不得上”，馬援被困于壺頭山。時值瘟疫流行，馬軍死亡大半，馬援本人亦染瘟而死，終于應(yīng)了“馬革裹尸”的誓愿。
　　馬援死前，嘆其《武溪深行》詩：
　　滔滔武溪一何深，
　　鳥飛不渡，
　　獸不敢臨，
　　嗟哉!武溪多毒淫!
　　不過，相單程義軍也未逃過瘟疫和饑餓的毀滅性打擊，“援既死，軍士疫死者大半，蠻亦饑?yán)А?rdquo;(《資治通鑒》)為保土家一脈人種，相單程只好采納謁者宗均的建議，罷兵受降，蠻夷震怖，冬十月，共斬其大帥而降。(引文同上)《后漢書·南蠻傳》則記：馬援病卒，謁者宗均聽悉受降。為置吏司，群蠻遂平。是說相單程因降而受封，并未被殺。
　　轟轟烈烈的充縣起義雖因瘟疫以兩敗俱傷告終，但此后澧水群蠻的反叛暴動此起彼伏，方興未艾。充城之戰(zhàn)是沅、澧、溇流域少數(shù)民族土地之戰(zhàn)的序曲。而論其規(guī)模、時間、意義、是中國古代史中僅次于陳勝、吳廣大澤鄉(xiāng)起義的又一大規(guī)模農(nóng)民起義。
　　據(jù)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載，梁代順帝永和二年春。澧中蠻、溇中蠻因不滿朝廷“猥增貢賦”憤然揭竿而起，“武陵蠻二萬人圍充城，八千人寇夷道”。充城再次被推毀于戰(zhàn)火。
　　中國先哲們的一些話是不可忘記的：“四海之內(nèi)，六合之間，曰奚貴？曰貴土。”
   “得地則生，失地則死。”
   “飯”字拆解：無“食”則反”。
　　縱覽歷史，凡為土地而戰(zhàn)，為土地而流血捐軀者，無不頌之為真勇士，尊之為大英雄。
　　寸土必爭。往往為了一寸土地不惜以死抗?fàn)?，因為每一寸土地都象征著國家的主?quán)、民族的尊嚴(yán)和人民的最高利益。
　　喪失土地的農(nóng)民最后的行動只是一個字：“反”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。
　　切記：土地，是國順民安的根基。
  
   壺頭山之戰(zhàn)：千古公案怎了斷
   關(guān)于馬援征戰(zhàn)壺頭山，史家頗多爭議。一說壺頭在今沅陵境內(nèi)，另一說壺頭即天門山。
　　南北朝時，梁人劉昭在注《后漢書·郡國志》中寫道：“馬援軍度處，有嵩梁山，山有石開處數(shù)十丈其上，名曰天門。”明代嘉靖《常德府志》也十分明白地記載說：“壺頭山，縣西二百里辰州界。”《漢書》云：以山與東海方壺相似，故名。馬援軍度處有嵩梁山，山有石開處數(shù)十丈其上，名曰天門，援戰(zhàn)壺頭不利即此也。上述記載證明了兩件鮮為人知的史實：一是證明馬援所征壺頭山即嵩梁山；二是證明早在馬援征壺頭山之前即有了高達(dá)數(shù)十丈的“天門”，但當(dāng)時并不叫天門山。而《永定縣志·山川志》則明確指出：“天門山……舊稱嵩梁山，又名壺頭山。”《衛(wèi)志》云：“壺頭即天門。漢《馬援傳注》：引山在辰州沅陵縣東?！段淞辍吩唬荷筋^與東海方壺山相似，神仙多所游集，故名。”唐房玄齡《晉書·地理志》亦云：“充縣嵩梁山裂。今天門山壺頭峰，南踞沅陵，北瞰大庸，云瀘溪縣西四百余里，則當(dāng)日伏波聽歌武溪，非瀘溪縣之武溪。”《永定縣志·山川志》載“武溪，出瀘溪，經(jīng)大庸城西。馬伏波所歌武溪深者是也。”
　　上述記述告知：壺頭山與嵩梁山、天門山有因果關(guān)系；《晉書》中“南踞沅陵，北瞰大庸”，是最有說服力的論據(jù)。經(jīng)實地查實，壺頭山南部峽谷，古稱“沅陵峪”，其進(jìn)入大庸界之山埡古名“沅陵埡”，埡下有沅溪注沅陵之深溪，至今以此名呼之。從天門山南之大坪，至沅陵城剛好200里，與《常德府志》所言吻合。大庸解放前，四都坪、沅陵均系沅陵轄地，1953年才劃歸大庸。據(jù)民族史家龍炳文考證，此地先屬充縣，后屬沅陵，再后劃入永定縣即今大庸縣《湘西苗族》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：東漢時，常德(臨沅)為武陵郡治。對于發(fā)生在所轄的充縣，沅陵(辰州)境內(nèi)的馬援、相單程壺頭山之戰(zhàn)不會充耳不聞。后許多史家(包括本書作者)曾親臨沅陵之壺頭山考察，發(fā)現(xiàn)山體小，地勢平緩，其貌不揚，絕非是“神仙多所游集之地，更非軍事爭奪重地，與《后漢書》、《資治通鑒》所述大徑庭。所謂“穿岸為室”是否就是那個碩大無朋的“天門”也未可知因此，本書認(rèn)為馬援之征壺頭，究竟是在充縣境內(nèi)還是在沅陵，誰誰誰怎么說都不重要，主要是尊重客觀事實，就好比孫斯億破解充城之謎一樣，紙上談兵，你抄我轉(zhuǎn)是不會得到真理的。